圣人的名号被百姓所构造，就意味着开启了对圣人之迹的企羡、效仿。
艺的根本目的在于导情归正，把人们的情引导到正，而非邪恶的方向。艺术应该是正情的，而不是重情的，所以艺术对社会的引导非常重要。
中国传统的以人为本是维持人的独立性、主体性和自我自律的精神，而不是去支配。所以儒家育天地之正气、育自身之正气。生命因阴阳之气的和谐而诞生，又因阴阳之气的和谐才能维持。在射这一武艺中培养心性和技艺。人自以为变成了神，变得可以为所欲为，结果反而成为物的奴隶。
艺术应该是正情的 所以说，日常生活中可操作的、看得见、听得见、摸得着的有形有象的所有的方面都属于艺，我们在生活层面享受艺的成果。佛教讲相由心生，长期的一种思想与念头会表现在外貌上。科学是必需的，科学万能却是错误的。
还有人把儒学为主的中华文化的核心归结为专制主义。自由主义只讲个体的权利，不讲社会的责任，在群己关系上有极大的片面性，也不符合人类进化的历史。儒学这几条价值理念要大力阐扬，使之成为国际通行话语。从儒学丰富的思想资源里筛选、提炼具有符合今日中国社会发展的理念与智慧，寻找、阐扬具有全球意义的普世价值，乃是学者的责任。
压迫别的民族就等于危害家庭、损害自己，没有胜者。墨西哥湾海底钻井严重漏油事件造成从未有过的海洋生态灾难，地球血管被野蛮刺穿，流血不止。
若其潜力稍弱，便被冲垮了。天人一体的思想把自然界与人连为一个整体，视为一大生命，人的作用是赞天地之化育，是补天，不是征服自然。儒学将在明体达用中复兴 儒学逐渐进入世界主流文化，成为国际政治与思想文化交流的重要话语，在文明对话、民族和解、政治谈判中，发挥显著作用。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，至隋唐逐步中国化。
中华文化虽然根系不死，但遭到重创，在自觉的层面上被几代人冷落疏远，传统美德气息微弱，道德中国不复存在，人们不懂自己的文化经典而不以为耻，盲目崇洋风气盛行，其负面后果至今还在发生作用，而反传统的传统已形成巨大惯性，有些学人以现代化为理由继续热衷于反传统而不能自拔。返本开新是回归本源，接续民族文化的源头活水，然后开拓更新，使创新文化真正生根开花。虽然其间有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动荡以及儒学自身弊端的产生（如烦琐化、形式化），但不足以抵消其辉煌，正宗地位并未动摇。从社会进化论的观点看中西文化差异，是人类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，即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差异。
多样性的文化只要是温和主义，世界和平就有保证。他认为儒者三纲之说是奴隶道德，所谓礼教乃是别尊卑、明贵贱制度者，与民主共和绝不相容［5］。
而在研究儒学的指导思想上，必须做到吸收西学又超越西学，形成概念与话语的中西双向诠释与互补。这种差异的发生既有社会历史条件变迁的原因，也有文化自身发展起伏的缘故。
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，制度僵化，政治腐败，闭关自守，经济落后，民生凋敝，而统治者不思改革，民族危机与社会矛盾日趋尖锐。儒学在中国现代化事业中成为一种文化资源，成为一种精神动力，成为一种生存土壤，成为一种民族纽带，成为一种道德保障，起到了促进作用。作为汉唐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的儒学正处于上升时期，对于统一国家的治理、社会道德的维持、文化教育的发展，发挥了主导、促进的作用，中国人充满了自信心。例如儒学是否是哲学，是否是宗教，一直存在争论，其背后是西方哲学与宗教的概念在支配讨论，概念理解不同，结论也就不同。这种在社会革命中打倒古典人物、铲除古典文化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尚无先例。但它在农业文明和家族社会土壤里扎根太深，积淀起深厚的传统，它如何在全新的时代里继续生存，要做哪些大的改革，才能适应商品经济和公民社会的需要，单靠儒家开明派运用传统资源是很难完成这一艰巨历史任务的。
丁文江则认为科学万能，那些不能辨别事实真伪的主观的自以为玄妙的各种人生观，包括儒学，都是应当扫除的玄学。这些普世价值是现代文明所必须的，又不是实现现代文明所充分的，必须加以补充。
儒学进一步与当代市场经济、民主法制相结合，一方面克服自身竞争意识和法治观念不强的弱点，另一方面弥补自由竞争和唯法主义所造成的不均、忘义、无德的弊病，促进经济伦理发育，提高社会公共关系道德化程度，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，使政治民主化的过程平稳有序。在研究途径与方法上日益呈现出多样性特点，其中返本开新与综合创新（张岱年语）正成为主流学术思潮。
韦伯的结论是：儒教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［7］。温和主义的特点，一是合情合理，顺应民心。
如果整个民族没有自由，个人自由也就无从说起，所以民主、自由与人权必须包括群体的权益，而这正是儒学的优势所在，它要把成己与成物结合起来。但是西学的理论方法亦有其局限性，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西方中心论的态度，不理解或曲解儒学。全球伦理与生态文明都是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，能够保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。这是一次人类文明的现代转型，在这次转型中儒学可以发挥重要作用。
三曰男女通，皆用以破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。另一次是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全面进入。
孔子说：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，儒学的复兴要靠儒家式人物具有对社会的感召力和辐射力，这样的人物要尽可能多一些，在社会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各领域都有，能取得普遍的尊敬，他们对儒学的推动远大于书本的作用。它把儒学逼到不革新就灭亡的关头，促使儒学界不能不作出深刻反省，在西方民主自由观的参照下，检讨在帝制政治扭曲中三纲说之陈腐与危害，破除等级观念与封建家长制，改变闭塞守旧心理，从儒学中拯救其仁学所展现的博爱、平等、兼通等合理内核及五常之德所包含的东方普遍伦理，以便于儒学与现代社会相衔接。
其一，中国结束文革，打破自我封闭，实行改革开放，在经济层面引进世界市场机制，在政治层面确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，在文化层面弘扬中华文化、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，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与民族复兴融为一体。其二，东亚群国（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等）的崛起，中国港澳台地区的快速发展，显示了儒学文化圈的潜力和优势，破除了韦伯偏见，用事实证明，儒学不是现代化的阻力而是助力。
苏联解体，美国学者福山发表《历史的终结》，充满自信地宣布，西方自由民主社会模式是人类的最后选择，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已经终结。人们也在拷问美英等国，在强权横行下，民主、自由、人权、法治的影子在哪里？从2008年下半年起，一场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，不仅使人们对西方经济发展模式及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提出责难，而且连带西方的文化及价值观也遭到质疑。第四，它的具体实践形态因地因族而异，彼此不能照搬。此书一出，一些人便加以吹捧。
但是如果生长出极端主义，如同百花园中出现毒草，会危害百花的正常发育。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，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。
影响所及，民国年间的中国学界，一方面看好基督教，另一方面提出各种宗教取代论，认为儒、道、佛在未来文化建设中皆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。如欧阳竞无提出佛学非宗教非哲学［10］，汤用彤则说佛学亦宗教亦哲学［11］，两位先生不拒绝使用西方概念，又不受其限制。
对于现代文明和现代化要有新的解说，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，除了工商业发达、科技进步、民主法制体系健全等项指标以外，一定要增加全球伦理和生态文明的指标。胡适引进美国实验主义，认为科学就能解决人生观问题，他的整理国故，只是要按照西方科学研究模式把国学知识化、工具化，将其纳入西方近现代社会科学专业系列，不再视之为生命的学问，使其丧失养成人格、化民成俗的道德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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